影院排片“一片独大”何时破局

冯小刚的回归之作《私人订制》昨天全国公映,影院排片量达到惊人的61.8%,引发一片哗然。一部片子雄霸排片表,《私人订制》并非首例。此前《小时代》上映时,超过四成的排片量也引起观众和其他影片的不满。所有人都会说,这种现象不正常,电影市场应该百花齐放,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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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理解知识分子的“软弱”

日期:2013-06-24作者:admin点击:2928转播到腾讯微博

    作者严杰夫 原文地址http://book.douban.com/review/6093592/

2008年,俄国作家索尔尼仁琴在伦敦逝世。消息传来,国内再次掀起了一股阅读索氏的热潮。正是在“俄罗斯良心”这种巨大的身影下,许多人再一次将视野落到国内知识分子的身上,那个“老问题”再度被提起: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索尔尼仁琴?面对这个艰难的问题,再加上前几年披露的 “冯亦代案”、“聂绀弩案”等往事,坊间甚至出现了一种极端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过于软弱,所以大多缺乏批判精神。面对这样的声音,深陷于指责声中的知识分子及其后人们也纷纷著述以对此作出回应。最后,作为历史学研究上的“囚徒困境”——国内知识分子的群体研究,并未因这些辩论变得更为明晰,反而依旧是“一地鸡毛”。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量客观、真实地还原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和选择动机就极为必要了。杨奎松在他的新作《忍不住的“关怀”》(以下简称《忍不住》)中,试图去做的正是这样一项工作。在谈及这部作品的目的时,杨奎松表示:“我的研究和讨论……只是把他们放到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大环境以及他们周遭小环境变化的背景中,意图考察并理解他们对这世道之变从个人的角度是如何去认识、去适应,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大相径庭的适应方法及其不同的结果。”

  在《忍不住》中,杨奎松共选取了三位人物作为讨论对象:民盟秘书长张东荪、社会学家潘光旦、《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这三位人物尽管都小有名气,却不是什么高官显贵,“甚至连共产党的重要统战对象都算不上”,关于他们的研究著述,也大多依靠传主家人的组织或参与,这个特点导致这些作品很难全面真实地还原历史人物,也就无助于研究他们在建国初转变的真实过程和心理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奎松对这三位历史人物的研究,同样也是对“此前的研究成果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补充或商榷的工作”。这样“去伪存真”的过程,对于我们去理解这三位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思想转向”,提供了一个更为客观的历史语境。

  出于职业的原因,三位人物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大公报》主编王芸生。作为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中文报纸,《大公报》的发展历史恐怕会令每一位新闻从业人员都有所好奇。如果以英敛之1902年在天津创办保皇派报纸算起,《大公报》至今已有110年的创办历史,而以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算起,那么也有近90年的历史了。新记《大公报》创办伊始,就以美国新闻界发起的“新闻专业主义”为标榜,提出了著名的“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大公报》在国民政府时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声誉。抗战期间,在其它国内报纸业务大多收缩的同时,《大公报》反而先后新增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和桂林版。1941年4月,《大公报》更是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成为亚洲第三位获得该项奖项的报纸,对此《大公报》声明,将“文人办报”和“商业经营”归结为自己成功的经验。

  1941年,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成为《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从此时直到1957年《大公报》完全国营化,在这16年时间里,王芸生就一直担任《大公报》的实际负责人。所以,王芸生此后每一步抉择都决定了《大公报》的命运和走向。从1941年上任后誓言继承张季鸾“文人办报”的理念,到1945年内战全面开战起选择采取“中间路线”,再到1948年感觉“没有出路”,再到1949年发表《新生宣言》,最后1960年发表旧《大公报》批判书,王芸生由“职业报人”向“党的伙伴”急速转变的过程,也正是《大公报》从坚持自由主义的“文人报纸”走向完全服从宣传导向的党报并逐渐没落的过程。这一过程里,1949年王芸生选择“投降”并发表《新生宣言》,显然是他自己和《大公报》命运的转捩点。对于这个转捩点,在许多新闻史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包括王芸生自己)看来,都是王芸生走出的极为遗憾甚至是遭到严厉批评的一步。他们认为,正是王芸生的这一选择,最终埋葬了《大公报》的前途。然而,在以其子王芝琛为代表的家人看来,则断难接受王芸生的“投降说”。在《一代报人王芸生》中,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回忆道,父亲自认是毛主席邀请来解放区开新政协的,“是光荣的一员,怎么能说成是‘投降’一派呢?”。

  对于这样的纷争,杨奎松在《王芸生与1949年以后的<大公报>》中,详细分析了王芸生在建国前后所发生的巨大的思想转变,并据此回答了“王芸生这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报人,何以会投降且要投降”这个疑问。杨奎松通过大量史实证明,王芸生在《大公报》办法思路的转变,乃至于推动其国营化的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应该理解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王芸生之所以选择对旧《大公报》实施批判清算,并让《大公报》由“文人论政”的综合报逐渐转变成一份财经类的党报,除去有保全自己在舆坛上的地位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不希望“大公报”这块牌子砸毁在自己的手里。这一点凭借王芸生在建国之际的思想动态就能得到映证。在刚到解放区时,王芸生获悉中共有意关闭《大公报》,并要求他对大公报所负的责任有所交代后,心里愤愤不平;但当他在无奈之下写作并发表了《我到解放区来》一文后,文中透露出的主动转变的诚恳态度却获得了领导的好评。1949年4月,周恩来当面向王芸生保证《大公报》不用改名,更是推动了他在思想上朝着“新政府”的方向发生巨大改变。这种改变,一方面表现在他开始认为《大公报》充满了希望,另一方面则更加积极地推动《大公报》对新形势的适应,他真心相信自己“见到了久已渴望的太阳”。

  然而,吊诡的是,王芸生对《大公报》历史的批判确实保存了《大公报》的“存活”,甚至一度有再现“黄金时代”辉煌的迹象,但杨奎松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批判尽管在态度上并不比旁人更加高调,却更具杀伤力。王芸生的批判一上来就“点到了《大公报》创办者和多数编辑、记者的命门”。这样的一种历史走向,一定程度上与出身贫寒的王芸生靠着自身的奋斗而获得成功的经历有关,这导致他在潜意识里对国民党的官僚政治确实有着某种天生的反感,以及对共产党政府更为亲近;然而更大程度上,却是因为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核心对《大公报》的态度。杨奎松在结论中指出,“‘大公报’这块牌子能留到‘文革’才被砸掉,纯粹是因为毛泽东个人对这张与中共革命曾经息息相关的旧报纸存有某种好感,和王芸生1949年以后能够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这么来看,王芸生在建国后的立场选择及其对《大公报》发展的影响,完全是在出于在对《大公报》的强烈“关怀”下,所形成的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后果。

  同样的,对于张东荪、潘光旦两位人物的研究,杨奎松也是从对前人的传述廓清和校正入手,从而一步步对他们的个人境遇和思想变化给予了抽丝剥茧般的还原与呈现。可以说,王芸生、张东荪和潘光旦,这三位人物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因此在观念上都有着很深的“入世”情结,对自己所关心的领域或专业都或多或少保留一份“忍不住的关怀”。正是这种“入世”、“关怀”与时代变幻之间具有的强烈冲突,造成了这三位历史人物最终成为了历史悲剧的一份子。

  作为杨奎松转向建国史后的第一本著作,《忍不住》可谓保留了他一贯的研究风格。在材料运用上,杨奎松当然不会像文中提及的前人著述一样,过于偏重引用传主家人提供的资料,或者传主的回忆录、日记,而是从大量的档案文献中去爬梳历史的真相,另外,在杨奎松看来,同时代其它人物的日记、笔记、记录文件等文献资料,也会从各个层面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传主的信息和线索,因此也有助于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在这样庞大的资料整理中,杨奎松才最终令三位历史人物的思想转变过程得以清晰起来。而在观点表达上,杨奎松在正文的历史叙事和资料分析中,完全只着眼于对真相的寻找,至于对研究对象所持的思想和实施的行为,则很少甚至完全不进行评论。这种历史叙述的态度,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杨奎松的“叙事”缺少激情而显得有些刻板和严肃,但这却是作者立足客观去表达和写作历史的一个根本立场。

事实上,杨奎松在一开始的序言中,就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老一辈知识分子所持的态度。他认为,知识分子首先也是普通人,因此“不论古今或其地位如何”,特别是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诠释和理解。对于此前的“软弱说”,杨奎松更是以老派知识分子中的陈寅恪、吴宓,中年知识分子中的董时进、周鲸文、共产党知识分子中的顾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林昭、林希翎为例,来加以反驳。在杨奎松的笔下,无论是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少数派,还是王芸生等所代表的大多数,首先都是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在历史大潮中所作出的思想和行动回应,也能对他们给出公正的评价。所以,在《忍不住》里,杨奎松自始至终都站在“同情之理解”(陈寅恪语)的立场上,来还原和理解三位历史人物的思想转变,正如他在序言的最后提到,“我们对历史和历史中人,还是努力先去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再来尝试做评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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