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排片“一片独大”何时破局

冯小刚的回归之作《私人订制》昨天全国公映,影院排片量达到惊人的61.8%,引发一片哗然。一部片子雄霸排片表,《私人订制》并非首例。此前《小时代》上映时,超过四成的排片量也引起观众和其他影片的不满。所有人都会说,这种现象不正常,电影市场应该百花齐放,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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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留不住“准医生”,明天谁给我们看病?

日期:2013-11-15作者:admin点击:476转播到腾讯微博

       医生用来救人的柳叶刀,现在还要用来防身?!随着浙江温岭医生被杀事件的发生,沪上各大医学院的学生,最近纷纷在本已排得满满当当的课表上“加课”——学习必要的防身术。
  频发的伤医、杀医事件,不仅让医患关系雪上加霜,甚至,还对即将走上岗位的准医生们带来一波波的心理冲击……(更多内容请参看本刊12版《制度?素质?关键要凭良心行医》) ——编者
  “又一个同行倒下了。”浙江温岭医生被杀的消息,方圆是在刷微博时看到同学转发的。他无奈地摇摇头,把手机放进口袋,继续走在医院长长的过道里。当病人有需要时,方圆依然会第一时间赶到,认真准确地帮他们抽动脉血、换药、测血糖。
  “患者都是受苦的人,不能把情绪带给他们。但,或许,我们提供服务的积极性没从前那么高了。”方圆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八年制的医学生,今年是学医第6年,他和同学们开始被分配到复旦的附属医院实习。初次接触临床,他们终于有了“当医生”的感觉,无比兴奋;但另一方面,目睹或听说暴力伤医的种种,他们又第一次对医生这个职业产生了动摇、无力,甚至畏惧。
  
面对暴力伤医,医学生的情绪比医生更丰富
  得知温岭医生被杀的消息后,当晚,方圆的宿舍里,一场关于医患关系的夜谈开始了。四个男生结束了一天的实习都很疲惫,但那晚的讨论异常激烈。
  是患者方面的问题,还是医疗体制的问题,甚至是医生自身也要反思?夜谈不了了之,一如纠缠着诸多死结的现有医疗格局。
  这不是男生们第一次“医疗夜谈”。上一次的激辩是有关俄罗斯免费医疗,有人强烈支持,认为应该引入中国,“我们从前的公费医疗和它很像,当时,三级医院就没现在这么多人,医患关系也比现在融洽。”方圆则坚决反对:“如果患者想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表面上医生的压力是小了,但我们国力能负担得起么?会不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这点患者可不清楚,也没机会清楚。”
  尽管还没当医生,但每有医疗事件发生,总能引发这个医学生宿舍的热烈讨论。刚过去的10月,国内连续发生6起暴力伤医事件,夜谈变得越来越频繁,似乎他们每个人都急于寻找一个宣泄口。
  “面对暴力伤医事件,医学生的情绪会比医生更丰富。”这些年,方圆观察着同学们的态度分化:第一类人是表示愤慨,呼吁改变;第二类人选择躲避,比如不再上微博,“自动屏蔽”坏消息;还有一类人从此只关心手头的事,继续看病接诊,不再情绪化,没有泪,也没有了笑,一切只是因为病人还在,医院还要开。
  
中国医生,“是用自己的命换病人的命”
  今年夏天,方圆被分到中山医院实习,头一回接触临床,他热情爆棚。但日子待久一点,一些难解的医患关系就在他面前摊开了——都是让人左右为难的棘手事。
  一次,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因为持续大便隐血住院。住院第一天,老太太做了肠镜,以此决定下一步治疗方向。结果,她的肠子结构异常,肠镜做不了,需改做钡剂灌肠。但是,钡剂灌肠并非常规检查,需预约,得等四五天后才能做。
  “这个检查平时做的人不多,所以每周是定期做的,那天,做检查的技师不在。”方圆解释道。但老太太却因此在病房里大发脾气,一直嚷嚷着“这个病我不看了!我死了算了。”
  确实,病人有苦恼。做肠镜得吃泻药,要饿肚子,禁食。终于熬过来了,结果检查没做成。当然,病人可以先出院,但如果这样,等到下次有床位就是猴年马月了——中山医院的床位是何等紧张!
  说到底,上海三甲医院的病人实在太多了。
  方圆的同学中,不少人到国外医院交流。就在记者采访当天,一个在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医院交流的同学跟方圆聊起一段海外就医见闻:这天,这家医院接治了一名患者被诊断为“体位性高血压”,即因为体位变化,血压跟着变化。
  “这个病在中国通常不用治疗,医生也很少下这样的诊断。但是,在我们看来无关紧要的病,在日本那家医院,一个医生陪着病人看了一个上午。因为要确诊这个病,需要安静的环境,让病人反复躺下、站起来,排除其他干扰因素。”方圆和记者聊起这段,言语中充满艳羡,末了,他说,“在中国不可能发生,如果发生了,只可能在私立医院。正规的前提是得有时间。”
  真正进入医院实习后,年轻的医学生们才发现,很多书上学的在临床上行不通。
  临床上,用听诊器叩触病人的越来越少,更多医生选择开检查。一个最直白的理由是,要病人躺下来,脱鞋,得花时间。
  给病人听诊,得先把听诊器放在手心里“捂一捂”,这是医学院考试时的一个得分点,但现实是,不少医生没有这个动作,要知道在冬天捂热一个听诊器要点时间,医生恐怕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说:“病人,你就忍忍吧。”
  教科书上,光听一个呼吸,前胸后背就要听30多个位置,但,这可能和听四五个位置的诊断与预后结果是一样的。在时间不充裕的情况下,照简单的做吧。
  实习后,方圆才知道医院节奏之快,病人之多。在中山医院急诊,过道挤满了加床。根据医院制度,凡急诊病人只要挂号的,都要收治。结果,急诊室积压了大量终末期病人,充斥着各种排泄物的异味,正常人待10分钟都会觉得喘不过气,而医生、护士没有怨言。
  在门诊,医生光一下午就要看80多号病人,下午1点半开始,6点结束,一个病人平均2-3分钟,想跟病人多说两句话,不可能。
  “如果医生话少了,有人就要投诉医生态度不好。如果多说几句,后面的患者不会怪前面的病人,只会投诉医生。”
  在普外科实习时,方圆有个同学早上8点跟着老师进手术室,到晚上10点,手术还没结束,方的同学感觉自己“灵魂出窍”了。后来,这名同学终于得到允许回宿舍睡觉,第二天才知道,那个医生直到次日早上5点才结束了这台手术。而早上6点半,医生又进手术室了,一直做到下午3点半才回家。期间,有一个半小时,这名医生就睡在手术室的地板上。
  “医生这么辛苦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病人真的太多了。尤其是肿瘤病人,等不起。”方圆记得老师的一句话:“中国的医生就是在用自己的命换病人的命。”
  但结局,却往往不是医生们预见的那样。
  
实习医生在医院里很普通,但也很重要
  11月5日晚,中山医院请来跆拳道专业讲师,为医护人员传授《防身意识与防身技巧》。活动现场,这名跆拳道黑带选手自我介绍时的一记飞腿动作博得全场医务人员的欢呼,仿佛是在释放过去两周的愤怒与不安。
  同一天晚上,华山医院邀请了宝山公安分局的教官,培训面对暴力侵害如何自卫。
  面对接连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医学生们听到老师最多的教诲是:“你们要保护好自己。”
  在方圆印象中,医院里听诊扣触的减少不仅与辅助检查日益发达有关,与医患关系的微妙变化也相关。“按教科书的说法,病史、临床表现、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四者必须互相佐证,才能得到最终的诊断。现在医生们也是这样做,但说实话,听诊或者说体格检查都是拿不出手的证据,到吃官司的时候医生不能说,‘我靠我的耳朵把毛病听出来了!’只有医学辅助检查,才有法律效力。”
  医患关系日趋紧张,让医生不再敢与患者共担风险,取而代之的是,把所有风险都告诉患者。“这就好比你乘飞机前,机务人员会告诉你,这架飞机可能因为燃油不足、螺丝帽松了、起落架坏了等原因,返航、迫降、甚至坠机,即便这都是小概率事件。”
  当然,医学还不这么容易解释。可临床上常常能遇到反复提问的病人,一旦医生解释不当,就可能引发冲突。
  上海医学圈就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说一个医技高超的医生看病总是惜字如金。“医生这病怎么治?”“开刀。”“不开怎么办?”“死掉。”
  “这不只是笑话。”方圆有个亲戚因为糖尿病合并眼底出血去上海一家医院的五官科看病,医生看了病情后说了两个字:“开刀”。亲戚一听很害怕,“不开刀,行伐?”医生又挤出两个字:“瞎掉。”
  “80%的医患纠纷不是因为医疗差错,而是沟通问题。”方圆说,如果把医院比作一个生态系统,实习医生就是这个系统中的最底层,护士、甚至护工都比实习医生懂得多,那么,实习医生能干什么?他们陪着病人的时间最多,可以做好沟通。
  方圆曾在校园里组织过一个“学说上海话”的小组。因为他发现,同学中上海生源很少,“兴许是因为学医太苦,上海的家长不同意孩子学医。”
  外地同学大部分不会说上海话,“听不懂上海话,遇到急诊病人怎么办?”实习时,方圆曾遇到一个老人,一口青浦方言,结果老师把他叫去当翻译。
  不过,这个小组只上了四节课,最后一次上课,只有两个人来——学医的学生都太忙了。
  这一切没有打消方圆做好沟通的尝试。他慢慢学会了“打比方”,“给患者解释病情我不能从分子水平说起,那真是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了。遇到心血管病人,我就跟人说,心脏就像是一个房间,下水道堵住了,需要支架来疏通堵塞的血管;而早搏呢,就是电线老化了,需要重新排线。”
  
大师在,心就定了
  像方圆这样坚定的学医者,在医学院正急速下降。医生都让自己的孩子不要从医,此言非虚。在方圆所在的班级,100多个学生,只有30多个是第一志愿学医的。
  准医生们,对前途迷茫的时候亟需一种正能量的支撑。可这种力量在哪里?
  中山医院心内科陈灏珠医生被很多医学生奉为偶像。一次,病房里收了一个10多岁的小男孩,心律失常查不出原因。结果,这名老教授查房时,从头皮看到脚趾,不仅问患者各种问题,还问患者的姐姐、妈妈,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
  “看到老教授看病,教我们的不是医术,而是怎么做人,怎么当医生。”方圆忘不了这一幕,就如同他始终记得一幅医学生里热传的漫画《小医生日记》之《缝两针》。漫画讲的是一位小医生得到机会上心脏换瓣手术,心情无比激动,待真正上了手术台,却完全像个局外人一般只能旁观;终于手术即将结束,老师开口让他缝两针皮肤,遂哆哆嗦嗦拿起了针,在各种催促声中,小医生深深体会到:从表皮到心脏,同样的缝两针,几厘米的距离,几十年的努力。
  “从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医生的一生就是为了从表皮到心脏的几厘米的距离,这让我们看到了方向,想到这一点,心就定了。”方圆说。
  
如何教我不忘学医初心?
  10月25日,浙江温岭一院耳鼻喉科主任医生王云杰被刺身亡。医学生刘旭的表现平静得令人吃惊。用她的话说,“起初很愤慨,后来麻木了,现在只会关心是不是自己认识的人。”
  这些年,医生被袭击的事情过于频繁,很多最初秉持悬壶济世之心的医学生们,有人想到退却,但也有人试图接受、尝试改变。
  
医患关系日益对立,连“小医生”都如履薄冰
  刘旭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八年制临床班的医学生,父母都是医生。任何熟悉的人都会说,她学医,再自然不过。
  小学一年级时,刘旭怯生生地走在操场上,突然被体育老师叫住了。“我在学生名录上看到你爸爸的名字,我的宝宝就是你爸爸接生的。”老师脸上的笑容,令刘旭体会到当医生能给人带去的幸福感。
  儿时的餐桌上,刘旭听到父母讨论的都是当天遇到的病人,“巧克力囊肿”、“葡萄胎”……家里的餐桌上充斥着医学名词,而刘旭最开始曾以为这些都是“好吃的”。
  高三那年,她是全班唯一报考医学院的人。但入学后没几年,她发现当医生的“气候”变了。
  有医生被打、有医生被杀,血腥的场面冲击着医学生的职业理想。对刘旭而言,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发生在去年3月23日。
  那是研究生毕业的季节。那天,刘旭一早跑到交大闵行校区参加考试,走出考场,她看见满眼飞花,研究生挥舞着学位帽欢庆毕业。刘旭看着心事重重,因为前一天,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医生王浩被杀。
  “和其他暴力袭击事件不同,王浩跟我一样是医学生,严格地说,他还不是真正的医生。如果说此前的事情我们觉得跟我们还有距离,但现在凶手的刺刀无疑刺中了我们的心脏。”刘旭至今对媒体描述的王浩受袭场面记忆尤新:值夜班,坐在诊室门口,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被人从背后用水果刀直接扎入颈动脉,血喷涌而出。
  医生是世界上培养学制最长的一个行业,如同刘旭,医学生大都从小立志学医,无论任何场合,说起医学生誓言,都会在心中荡起涟漪。但不知从何时起,医患关系日益对立,这群“小医生”竟感觉如履薄冰。
  
患者对医生无条件的尊敬,何时再来
  徐舟是刘旭的学姐,目前在交大医学院的学习已到最后一年,正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童血液肿瘤科担任住院医生。而她的不少同学已决定毕业后不再当医生。
  “这或许是因为患者、甚至是整个社会对医生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徐舟曾跟过一个实习小组,组长是个优秀的男生,与整间病房的病人都处得像朋友。一天,他一时疏忽,忘给一个刚做完外科手术的病人换药,结果那名病人立即怒火冲天,破口大骂。
  “当时男生被骂懵了,后来,他留下一句话:只有从朋友变成医患,没有从医患变成朋友的。”
  徐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激烈冲突,但她也感受到了“不理解”。有一回,一个病人来找她退挂号费,因为诊断结果是没有疾病,病人觉得,医生只是“陪说了几句话”,不该收钱。另一些长期住院的病人,会拿着各类化验报告单,在她门诊时让她帮忙分析,如果不帮,病人就会觉得医生“没有医德”。
  就连自己的母亲在听说医患矛盾事件后,也会对徐舟说,“肯定是你们医生态度不好。”
  “我能体谅那些态度差的病人和家属,因为有时面对生离死别,或是长期的病痛折磨,他们找不到情绪出口。然而,医生也确实很无辜。”徐舟的同事有一次路过一间诊室,居然被“医闹”牵连而遭到殴打。
  为什么还没有离开?!每个留下的医学生有着同样的期许,相信未来会变好的,他们说。
  刘旭跟记者说起导师的一块表。
  1976年7月28日,里氏7.8级大地震将唐山市化为废墟,千百万人的命运因此改变,其中也包括远在上海的刘锦纷——儿童医学中心心胸外科教授,他也是刘旭的研究生导师。
  作为上海医疗队成员,刘锦纷随队来到唐山郊区的丰润县开展救援工作。一年间,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和同事们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余震,在简陋的帐篷里参与了大量手术,感受着生命在逆境中的顽强抗争。
  20年后,唐山市把当年的上海医疗队请回唐山,作为对当年医疗救援的感谢,唐山市政府赠送给他们每人一块梅花牌手表,其中也包括刘锦纷。
  “距今17年,老师从一个年轻医生变成大教授,后来当了医院院长,如今卸任回到科室,这块表一直跟随着他。老师说,当年的唐山,每位患者对医生无条件的尊敬与信任都是催人奋斗的动力,这块表就代表了最朴实的爱戴,看着它,可以提醒自己,不忘学医初心。而每个医学生都是自己的学医初心,只是需要一些力量随时鼓舞自己。”刘旭说。(本报记者黄纯一对此文亦有贡献)
  
【记者手记】 别再让医生流泪
  采访医学生,很磨心。坐在他们面前,听他们讲述最近的心情,学医的过程,没想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方圆、交大医学院的刘旭都流泪了。这或许是最近一段压抑情绪的宣泄。
  这些年,去三级医院采访,细细发现,许多医学专家的孩子都不学医了,老医生感慨“医学世家”越来越少。面对恶劣的从医环境,医生不让孩子“进医门”似乎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而在医学院里,遭遇的烦恼更多:每年招生的分数线在降低,不知从何时起,医学院开始难以招到“最聪明的学生”——最聪明的孩子选的多是金融专业。好不容易培养学生一两年后,一波学生选择“转专业”,或在毕业后转行。
  起初,学生们仅仅感慨“学习过程漫长又痛苦”、“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但伤医消息频发似乎成为摧毁医学生心中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里有一组可怖的数据:过去十年间,冲击医院的恶性事件在以几何级方式增长,2002年有5000多起,2004年上升到8000多起,2006年则将近1万起。2008年,在太原召开的一个关于医疗纠纷全国性的内部会议上披露,全国医疗纠纷以每年100%的速度增长。
  古语有云,医难自治。手握柳叶刀的医生难以解决如今医疗系统的尴尬处境。我们期待医疗改革,期待医患重建信任,期待更美好的医患关系。而现在,只希望医生别再流泪。
  医生们“集体出走”,未来,谁来给我们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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