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排片“一片独大”何时破局

冯小刚的回归之作《私人订制》昨天全国公映,影院排片量达到惊人的61.8%,引发一片哗然。一部片子雄霸排片表,《私人订制》并非首例。此前《小时代》上映时,超过四成的排片量也引起观众和其他影片的不满。所有人都会说,这种现象不正常,电影市场应该百花齐放,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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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的感悟就是对需求的感悟

日期:2013-11-27作者:周锦尉点击:426转播到腾讯微博

       中国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控、调控的力度一直趋强、偏强,也可以说,有其优势的一面,集中力量办大事容易成功,但发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性往往也有其不足的一面。由此,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成为我们的关注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人们注意到其中一个新提法,即市场的作用,从以前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湖北考察时说:“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这“内在规律”重要的在于对“市场作用”的感悟,在此,我们进步飞速。
  
对市场的感悟与实践的突破
  市场作用从封建社会后期萌发,逐渐地解体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诞生,但市场力量的盲目性、竞争性、弱肉强食的残酷性,饱受社会主义先驱们的批判,传统经典认为,计划经济是它的替代制度。在实践中,从毛泽东同志开始注意了市场的力量,认同了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在“苏联模式”为统领思路的年月,这已经相当不易了,但将对市场认识转为实践,谈何容易。
  邓小平同志应时而为,他70岁高龄,敏锐看到小岗村的实践。历史上逃荒要饭的那块穷山恶水,“文革”以后,生存面临威胁,联产承包,五六十年代干过,有效,但受批判,签“生死状”干吧。这就是最低层民众最基本的需求。
  中国共产党人感悟到了。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改革的“星星之火”燃遍九州。基于对传统经典的突破性创新,邓小平同志虽然在1979年就在与国际人士谈话中说了“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我们党还是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有一个“商品经济”的过渡。以后,“市场取向”一直是改革弄潮儿的注意点,也是人们的一个争议点。争议的焦点:市场取向了,政府往哪儿放?
  其实,市场经济舞台的主角是两位:一是企业,二是消费者。政府则是后台的监控者、协调者、张罗者,亚当·斯密将它看得更低,是“守夜人”。经济学家史正富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主角——地方政府,它们的冲动,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此观点有不少人认同,我则有商榷意见:地方政府毕竟是政府,它们的“冲动”,往往与“政绩”有关,我以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GDP”引领、“形象工程”引领如此强劲的缘由。
  
关注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
  市场的感悟其实质就是需求的感悟。与改革启动的“短缺经济”时代相比,如今的需求有过去“做梦也未做到”的变化。自备车出现,想到没有?层次不一的小区,停满各色小车,成为城市生活的难题。还有手机,笔者这样非时尚人士,也换了六七部。倘若你不拥有较新的手机,就不能享受现代社会很多权益,网络热点都一无所知,连“微信朋友圈”都没有,是否被社会“out”?看来,汽车、手机、花样翻新的服装和箱包、舌尖上的新花头、林林总总的小家电、健身和保健品、诱人的休闲旅游、孩子“起跑线”上的竞争、日益增长老人社会的需求等,都成了民众的物质和文化的基本需求。
  有大众需求,还有“小众需求”。现在已经是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了,抓住机遇先富起来的富裕阶层已经被社会肯定,顶级的富豪已经进入国际的富豪榜。开着豪华车,住着豪华别墅,国际豪华游在六位数消费的人们,有那么一批。更小的“小众”开始筹划购买私人游艇和私人飞机。小众的消费,产品新颖、奢侈精致、利润丰厚,有广阔的市场,开发商将之作为重要“项目导向”。据称能消费私人飞机的富人,全国不会超过千名,但航线安排、购买途径、办理程序等,有关方面亦在规划、操作过程中。
  说了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角——消费者,他们产生着最终的各类需求,还得说另一个主角——企业,它们制造着(工厂)、传递着(销售商)各类消费品。它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它们的冲动与活力,关乎市场经济的兴盛如何。弗里德曼和曼德鲍姆在热销著作《曾经的辉煌》中说,美国发展有五个秘诀:重视教育、懂得移民、加紧研发、注意基础设施、政府调控不能损害企业的活力。这第五条就是开掘企业的创造力。西方经济学里有个“供应学派”,笔者做通俗理解,主要就是关注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企业发展中的自由度。二次大战以后,凯恩斯理论重视了政府干预这一手,但也出现企业活力受损的情况,撒切尔夫人、里根的经济措施,有供应学派的影响。中国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控、调控的力度一直趋强、偏强,也可以说,有其优势的一面,集中力量办大事容易成功,但发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性往往也有其不足的一面。由此,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成为我们的关注点,这次的三中全会将之看做是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国家治理能力展现的一个“核心”问题。
  
改革要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
  笔者以前供职文汇报时,1991年初,采访过经济学家刘国光,他说,“放权让利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也就是普遍得利的改革要进入利益调整的改革,每一项措施出台,一部分人得利,一部分人会暂时不得利甚至受损”。此话现在看来说对一半。其难以预测的方面是:政府的“放权让利”还得进行。其有预见性一面是:利益调整是改革的瓶颈。诸如,政府的审批权、许可权意味着权力的认定和实施,过去的十年我们已经削减了其中的近三分之二,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答记者会上说,在此任期内还要减少、调整三分之一(须知,已剩的审批权越来越“真价实货”),而且,说到做到,半年多来又削减相当数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的,改革要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就是对公权力的进一步规范和限制。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难啃的“硬骨头”之处,就在这里,因为,政府往往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制定过程中,要削减自己的利益,要“革自己的命”,谈何容易!需要我们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出发,花极大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作者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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